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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哥本哈根学派的中国气候安全化比较分析马
欣,王文涛,张雪艳,吴绍洪,刘燕华DOI:
10.12006/j.issn.1673-1719.2018.161马欣, 王文涛, 张雪艳, 等.
基于哥本哈根学派的中国气候安全化比较分析 [J]. 气候变化研究进展, 2019,
15 (6): 693-699Ma X, Wang W T, Zhang X Y, et al. Analysis on China’s
climate securitization based on Copenhagen School [J]. Climate Change
Research, 2019, 15 (6):
693-699研背景究”众所周知,国家作为主体需要应对诸多领域的威胁,而国家能够分配的用于应对安全风险的资源是有限的。哥本哈根学派提出“安全化”的分析方法,认为气候安全是安全化实施者与公众之间互动的动态过程,若蓄意夸大存在性威胁,过度占有国家和社会资源,会出现过度安全化;若将明显的生存性威胁作为普通公共问题处理或置之不理,就是欠缺安全化。本文借助哥本哈根学派安全化理论方法,对美国和中国气候安全化水平进行对比分析。”中国处于由政治权威、科学权威作为安全化主体的高强度“安全化”过程中,而美国正处于由政治权威引导的“反安全化”过程。另外,中国气候安全化的主体间性与气候安全化进程不协调,表现为中国政治高层的气候安全化水平较高,而公众的安全化水平相对较低。通过引入全球视角和图形化等方式增强存在性威胁表达效果,可以提升中国气候安全化水平。点击图片可放大全文链接:.
从巴黎到卡托维兹:全球气候治理中的统一和分裂陈兰, 王文涛, 朱留财, 等.
绿色气候基金在全球气候治理体系中的作用和展望

关键词:英国退欧;欧盟;全球气候政治;全球气候治理;中国气候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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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走时评:腾讯在最近的区块链白皮书中承认,Facebook的Libra稳定币将对微信支付构成严重威胁。亚洲新闻媒体EjinSight在10月24日报道说,腾讯在文件中承认,如果Libra启动,中国移动支付产品的国际扩张将受到威胁。作者:Adrian
Zmudzinski |
编译者:Penny腾讯在最近的区块链白皮书中承认,Facebook的Libra稳定币将对微信支付构成严重威胁。亚洲新闻媒体EjinSight在10月24日报道说,腾讯在文件中承认,如果Libra启动,中国移动支付产品的国际扩张将受到威胁。在新发布的白皮书中,腾讯展示了Libra扩张战略的有效性:“这是一种安全的做法,可以采取’从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在这种策略中,Libra的代币可以迅速进入金融基础设施欠发达的市场,尤其是那些在设置本国货币之前没有自己可靠的本地货币的市场涉足发达市场。”Libra将是前进的动力腾讯指出,毫无疑问,Libra一旦推出,将对支付行业和整个金融领域产生重大影响。不过,腾讯并未解释如果Facebook的稳定币将被发布,它将如何应对。腾讯还声称,代币化可以降低融资,研发,治理和用户群扩展的成本,并可以推动金融技术创新。尽管如此,该公司还认为,需要一个完善的监管框架来确保健康的市场。正如昨天报道的那样,Facebook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在美国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为Libra稳定币项目辩护之前作证。在听证会上,扎克伯格认为,尽管Libra项目“风险很大”,但它可以用来应对中国提议的数字货币的潜在威胁。

摘要:
哥本哈根全球气候会议今天举行,将讨论气候变迁及减排抗暖化等议题。北京学者表示,全球变暖使中国面临能源、粮食、环境以及军事安全等4大威胁,因此中国积极推进节能减排等措施。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研究员张海滨中国面临4大安全威胁
哥本哈根全球气候会议今天举行,将讨论气候变迁及减排抗暖化等议题。北京学者表示,全球变暖使中国面临能源、粮食、环境以及军事安全等4大威胁,因此中国积极推进节能减排等措施。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研究员张海滨向香港文汇报分析,首先,能源安全方面,中国工业化进程的显著特征是高能耗,中国资源禀赋较差,却要支撑高投入、高消耗的快速增长,发展难以持续。近年来大陆各地缺电就是中国新一轮经济增长週期将遭遇能源瓶颈的重要讯号,能源安全不容忽视。  其次,在粮食安全上,日益严峻的气候危机,正影响全球的粮食生产。中国作为粮食生产大国和人口大国,粮食危机更紧迫。  相关研究发现,温度升高、农业用水减少和耕地面积下降,2050年中国粮食总生产水平比2005年下降14%至23%。  第三,环境安全方面,温室气体排放增加导致全球升温、持续暖冬、极端天气增加等气候异常现象,中国也不能幸免,近年来出现太湖蓝藻氾滥、南方雨雪冰冻灾害、「血铅」事件等都是例证。  此外,军事安全上,张海滨引述解放军总参谋部最近发布的研究指出,近年来极端气候事件增多,威胁军队人员、装备和设施安全,影响武器装备效能发挥及部队作战行动,制约部队战斗力的形成和提高。  同时,气候变暖造成海平面持续上升,还直接影响岛屿和沿海军事战略部署及战场建设。

2002
年以来,自然科学尤其气候科学知识不断刷新英国国内对气候变化的认知,英国在碳排放交易方面也走在世界前列,甚至成了后来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的先驱。2006
年,英国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Nicholas
Stern)及其研究团队发布的《斯特恩报告》(Stern
Review),改变了气候变化的经济学话语,尽管这并非首个分析气候变化的经济学报告,但却是影响力最大、最知名的,讨论了气候变化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思考了气候变化的可能后果,因而必须采取措施,以有效应对气候变化风险[3]。需要指出的是,在
2006 年以前,环境议题在英国国内政治议程中仍然处于“低位政治”(low
politics)范畴,保守党和工党主要在口头允诺、政策制定方面谋求所谓战略“优先安排”(preference
accommodation),以迎合环保选民,而且两大政党之间尽可能避免环境问题纷争,以避免因环保政策成本提高而使大批选民疏离[4]
。具体到气候变化,影响仍十分有限,甚至对于主要的环境非政府组织而言也不具有议题优先性——气候变化不得不与诸如生态保护和污染防控等议题一道,呼吁公众关注或政策支持。可见,提升气候变化议题的重要性,扭转其在英国国内政治中的边缘化窘况或曰地位劣势,有赖于科学、政治和公众等多方合力——这三方力量之间存在相互联结,例如公众支持有可能受到(科普和宣传意义上的)科学和政治引导。科学上,2003-2004
年,英国政府首席科学顾问大卫·金(David
King)通过多次演讲强调气候变化威胁,宣称这种威胁甚至大于恐怖主义,意在提升公众对气候变化的认知,并在国际顶级期刊《科学》上发表相关文章,主张深化有关“适应、减缓气候变化”的科学研究[5]。政治上,2004
年 9 月,时任英国首相布莱尔(Tony
Blair)试图敦促国内商业集团就应对气候变化采取行动,并将气候变化视作可能提升英国国际地位的关键议题,英国的气候政治因而甚至发生分离,即国内气候政治发展迟缓,与其在国际舞台上的气候变化议题引领角色(如
2005 年 7
月的八国集团峰会的气候议程由英国主导),形成鲜明对比[6]。公众方面,由于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的相互交织,英国“引领”全球气候政治的努力为政府加分不少,反过来也使国内气候政策的公众支持度飞涨。根据民意调查数据显示,2005-2006
年的英国公众对气候变化表示“相当关注”(fairly concerned),关注度高达
80%。需要指出的是,随着资讯的发达,媒体在引导公众的气候变化政治关切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7]。

DOI:10.19422/j.cnki.ddsj.2019.12.010

英国退欧是近年来国际社会中的一大热点问题,它使得全世界不得不重新思考欧洲一体化的未来。英国退欧,不仅影响其国内政治,而且有可能使世界政治发生一定程度的重组,并在一些具体议题上引发变化甚或连锁反应。全球气候变化是典型的全球政治难题,不妨称其为全球气候政治。全球气候政治呼唤全球气候治理,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现实威胁和未来风险。英国退欧,同样可能对其国内气候政治、欧盟气候政治乃至全球气候政治的发展进程构成冲击。本文拟从英国国别政治、欧盟层次和全球气候政治层面对英国退欧进行综合分析,以尽可能全面认知英国与欧盟“分道扬镳”后的气候政治动态,从而为中国气候外交提供理论思考和现实启迪。

第二,扩大对发展中国家的气候援助。欧盟委员会于2006年提出倡议,建立了全球能效与可再生能源基金,目的是向新兴经济体私营部门投资,以撬动更大规模气候资金,因此被称为“基金的基金”。该项目于2008年开始陆续收到欧盟委员会、德国和挪威共1.12亿欧元的投资,截至2015年总计收到2.22亿欧元。项目资金投入到亚非拉地区15个私营基金中,并于2019年5月全部投资完毕。2017年,欧盟委员会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了28亿欧元的气候资金,并正在接近实现“从2014—2020年共为发展中国家提供140亿欧元气候资金”的目标。同时,欧洲投资银行在2017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了26亿欧元的气候资金,主要用于提高能效、资助非洲等地区的可再生能源项目。同时欧盟还利用创新性金融工具,在欧盟对外投资计划中支持与发展有关的气候项目,对象以非洲和欧盟周边国家为主,主要途径包括欧洲可持续发展基金、技术援助,以及通过与受援国政府和商业部门对话改善其商业环境并提升管理水平。欧盟希望在2020年前,通过欧盟委员会的41亿欧元气候资金在这些国家撬动总共440亿欧元的投资。2019年9月,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在联合国气候行动大会上的发言中指出,“欧盟及其成员国自2013年以来,每年筹集的公共气候资金超过了200亿欧元。”

总体而言,退欧前英国气候政治的变化机制,在于英国国内政治、科学、公众参与等多方面要素联动,而政治更多处于支轴地位。可见,作为政治变化过程的退欧,势必会对英国气候政治的未来构成冲击。

全球气候治理与

作者简介:
斌,法学博士,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西安交通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英国爱丁堡大学国际关系学博士后;陕西
西安 710049。

欧盟气候政策;气候治理;低碳经济

一、退欧前英国气候政治的变化机制

在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受到孤立后,欧盟明显加强了对发展中国家的气候资金供给,目的是塑造更加公正的形象,以重新获得全球气候治理领导者的地位,其客观作用值得肯定,但这些资金还需要更多向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国家倾斜。此外,在履行气候资金投入的重要义务上,欧盟仍然需要采取更多实质性的举措。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气候变化”在英国已有不少讨论和累积关注度,然而从语言学和话语传播的角度来分析,“气候变化”的政治化色彩始终较浓。如上提到的英国政府领导人,其实也更多是将气候变化视作经济和技术议题,而或多或少忽略了该议题的人文与社会向度——他们往往对科学证据进行取舍,旨在操控或曰“驯服”气候变化,而非与现实难题作斗争,因此包含政治与社会等复合意义上的气候变化叙事亟待重塑[11]。于是,不难理解尤其
2007-2008
年国际金融经济大危机爆发以后,英国政府更多将应对气候变化置于摆脱经济危机的相关议程安排之下,以追求所谓绿色发展和经济复苏之“双赢”,而
2009
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以来,全球气候政治发展进程举步维艰,加之欧洲整体经济状况堪忧,英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内国际行动也相应放缓。

欧盟在全球气候治理中领导者地位的动摇始于2009年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举行的世界气候大会。在此次大会上,美国和“基础四国”,特别是中美两国最终主导了《哥本哈根协议》的达成,欧盟则由于激进的气候政策而受到孤立。此后,在《巴黎协定》达成和生效过程中,中美两国均发挥了重要作用,逐渐形成两国共同主导全球气候治理的二元结构。在此过程中,欧盟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作用和影响有所下降,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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